蔡元培不仅对鲁迅澳门新莆京网址欢迎您:,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

 实用文摘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1-22

蔡元培接到胡玉缙的抗议信后,内心深为不安。他立即给胡玉缙复信表示歉意,称“责任由我来负责”。

这样看来,应该在1917年2月中旬,胡适就可接到汪孟邹和陈独秀的信,知道自己的求职有了着落。此时要做的,就是抓紧完成博士论文。1917年4月19日胡适在给母亲信谈到,“论文五日内可完,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。”胡适还谈了对学位的态度,“学位乃是末事耳”。信中说:“此时论文已了,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,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。这几年内,因在外国,不在国内政潮之中,故颇能读书求学问。即此一事,已足满意,学位乃是末事耳。但既以来此,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。”有北京大学的邀请,校长等盼其尽早回国,“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”,所以胡适对那个博士学位的考试成败也就“非所注意矣”。 5月27日他追记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试:“五月二十二日,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。此次为口试,计时二时半。吾之‘初试’在前年十一月,凡笔试六时,口试三时。七年留学生活,于此作一结束,故记之。”参加了博士学位口试,是否通过,胡适没有记。后来有人猜测口试没有通过,论文需要修改。即便论文通过,美国大学要求把论文印出一定的份数备案,尽管留美学生监督处负责报销博士论文的印制费用,胡适已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,北京大学以文科教授相邀,要比那个博士文凭更有实际意义。

郭沫若在谈到鲁迅时说得好:“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!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,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十分宏大,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。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,一直到鲁迅的病殁,蔡元培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。” 中国论文网 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。1904年11月,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,蔡元培为会长。光复会成立后,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、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,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,他们无话不谈。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,鲁迅认识了蔡元培。 1912年1月,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。蔡元培长教育部后,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,并向蔡推荐了鲁迅。蔡元培对许寿裳说:“我久慕其名,正拟驰函延请,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,早日来京。”此时,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,深感“越中地棘不可居”。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,便立即来到南京。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,他以身作则,每天上午九时上班,下午五时下班,照学校成规,以摇铃为号,分工任事,行政效率极高。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,他说:“说起民元的事来,……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,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。”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,教育部也要北迁,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。此时,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,大力安置亲信。鲁迅早就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,两人心存芥蒂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,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,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。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,立即予以制止。他在致电鲁迅等:“昨日国务院成立,教育部亟须组织,请即日北来,为盼。”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、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,提倡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。他派王家驹筹办“北京夏期讲演会”,以“从事学问,阐发理术,宏深造诣”。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,便指派鲁迅讲授《美术略论》。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,他的讲演深入浅出,很得学员的喜爱。蔡元培被迫辞职后,新任总长便把“美育”删除,代之“以孔子之言为旨归”的道德教育。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,此种豚犬,可怜,可怜!” “世味秋荼苦,人间正道穷。”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,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,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。蔡元培辞职而去,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。鲁迅后来说:“我身做十多年官僚,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。”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,“说得露骨一点,就是做‘官’”,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、无聊的气氛。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,只能用抄古碑、搜集金石拓本、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。蔡元培也有此爱好,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。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《赞三宝福业碑》、《高归彦造象》、《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》和《苏轼等仿象老题记》拓片赠送于鲁迅。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,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:“汉石刻之人首蛇身象,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,除武梁祠画象外,亦殊不多,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,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。” 1917年1月,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,采取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的方针,对北大先从文科进行改革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《新青年》由上海来到北京,于是,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,其战斗营垒已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。 此时,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,在沉重、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,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。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,整日整日的抄写古碑。后来,他的朋友、同乡、北大教授钱玄同,将他引入北大《新青年》营垒,他的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和《药》等白话小说,才得以由《新青年》而面世。 其实,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,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,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,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。但是,却和鲁迅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。1917年3月8日,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:“前奉书,屡告起孟,并携言语学、美学书籍,便即转致。顷有书来,言此二学,皆非所能,略无心得,实不足以教人。若勉强敷说,反有辱殷殷之意,虑到后面陈,多稽时日,故急函谢,切望转达,以便别行物色诸语。今如说奉闻,希鉴察。” 周作人来到北京,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。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。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,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,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,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。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,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。1917年8月7日,鲁迅日记记:“寄蔡先生信,并所拟大学徽章。”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,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,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。1920年8月2日,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。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,他的课讲的很生动。冯至先生回忆说,听鲁迅的课,“在引人入胜、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,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”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胡适曾高度评价说:“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。” 1927年6月,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,满怀信心和希望,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。他还像十五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,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。12月26日,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。据鲁迅日记所记,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他。 蔡元培不仅对鲁迅,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。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,1932年“一・二八”抗战时,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,员工均被解雇,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,鲁迅为此很着急。3月2日,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:“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,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,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,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,俾有一栖身之处,即他处他事,亦甚愿服务也。”蔡元培知道此事后,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。后来,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,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:“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,实亦难于措手,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,再一托蔡公耳。” 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平息后,蔡元培又去与王云五相商。周建人这才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。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,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,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。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:“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,而又不遇。大约国事鞅掌,外出之时居多,所以一时恐不易见。兄如相见时,尚乞转致谢意为托。” 1932年12月17日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。同盟成立后,蔡元培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。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:“下午往商务印书馆,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。”17日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,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,经过投票选举,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。 中华民族已到了危险的时候,蒋介石仍在实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甚至恫吓说:“侈谈抗日者杀无赦。”人民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,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?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,正是在这次会议上,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予鲁迅: 养兵千日知何用,大敌当前喑不声。 汝辈尚容说威信,十重颜甲对苍生。 几多恩怨争牛李,有数人才走越胡。 顾犬补牢犹未晚,只今谁是蔺相如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,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,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,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,“如磐夜气压重楼”,“雾寒苍天百卉殚”。1933年的中国,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、凋零和凝重,蒋介石甚至还嫌中国专制、独裁得不够,竟然要效法希特勒,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,他的一个党、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。5月13日上午,宋庆龄、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,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,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,这份抗议书虽然“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”。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,6月18日八时十五分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。蔡元培、宋庆龄等没有被吓倒,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,鲁迅对此十分敬佩,他说:“打死杨杏佛,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,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。”杨杏佛被害后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。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,他对冯雪峰说:“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,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。但革命者,为了阶级,也为了民族。……现在的阶级斗争,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。”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,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。这天,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,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,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。次日,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,并挽以一联: 着作谨严,岂惟中国小说史; 遗言太沉痛,莫作空头文学家。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,蔡元培亲为执绋,并致词说:“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,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。” 他还发表《记鲁迅先生轶事》,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: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《域外小说集》;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“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”,后来便发表校订本《嵇康集》;三是鲁迅“注意美术,但不喜音乐”。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,“已获得数百种”。蔡元培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。他说,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,同事齐寿山“对他非常崇拜”,教育部免鲁迅职后,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,蔡元培说:“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。”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,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,却引来苏雪林的非议,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,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,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。她还警告说,蔡元培“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,……同情鲁迅,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,则青年心灵之毒化,反动势力之酝酿,有不可思议者。……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”。她带着深刻的偏见,对鲁迅大泼脏水,大放厥词。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,蔡元培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,根本没有理睬,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。 1937年3月,《鲁迅全集》已经编定,许寿裳便为其审查一事去函蔡元培。5月20日,蔡元培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:“鲁迅先生遗着事,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,力子来谈,称:内政部已转来呈文,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,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,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,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,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。” 次年3月22日,许广平来信说,《鲁迅全集》将由复社印刷发行,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。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,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,写起来难以下笔。他是个认真、慎重的谦谦君子,决无贸然从事的习惯,于是,又给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去信说:“接马孝焱兄函,说关于《鲁迅全集》作序问题,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,敬希不及。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,嘱作序,已允之,然尚未下笔,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,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,然其着作读过甚少,即国际间着名之《阿Q正传》,亦仅读过几节而已。深恐随笔叹美,反与其真相不符也。”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,才为《鲁迅全集》写出了序,他在序文中说:“鲁迅先生的创作,除《坟》、《呐喊》、《野草》数种外,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,其文除小说、书信外,均为杂文与短评,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,他的感想之丰富,观察之深刻,意境之隽永,字句之正确,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,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,这是何等天才!何等学力!” 他称赞道,鲁迅着作“方面较多,蹊径独辟,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,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”。 1938年6月间,《鲁迅全集》二十卷本终于出版了。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,让沈雁冰转赠一套《鲁迅全集》纪念本,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。许广平知道此事后,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,并说,赠送先生一套《全集》,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,望先生万勿推却。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,并复函说:“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,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,请以此款改作赙敬。”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,发表《征订〈鲁迅全集〉精制纪念本启》,这则启事说:“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,毕生着述,承清季朴学之绪余,奠现代文坛之础石。”编印《鲁迅全集》的目的,“欲以唤醒国魂,砥砺士气”。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,她撰文赞扬说:“至蔡先生文章道德,海内传颂,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,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,知何宗尚,鲁迅先生有知,亦必含笑九泉,岂徒私人之感幸。”

1917年,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。7月3日,因抗议张勋复辟,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。后复任校长。

格言: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。

3.周作人:《苦茶-——周作人回想录》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同年12月31日,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,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,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。1920年1月8日,蔡元培再度辞职,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,才又复职。

蔡元培于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,无意中读到一个叫胡玉缙的人写的一篇文章。由于内容生动、材料丰富、详实,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。他一连读了几遍后,便决定将其聘请到部中任职。于是,他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了一封信。

参考文献:

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。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梁漱溟、毛泽东、刘开渠、王云五这些人,还有众多的学生、看门人,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。甚至到晚年,仍然如此,有人回忆:先生晚年旅居香港,生活极端拮据,仍不忘周济他人。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,恬淡高洁,不屑钻营,家无隔夜之粮。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蔡元培。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,即赠廖法币拾元,每月皆然,历数年而不断……

因部属拟稿用字失当,蔡元培主动承担责任,向人道歉,此事看似虽小,但从中折射出的这种律己不苟的高尚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。

鲁迅和蔡元培的相识始于1912年年初,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。2月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到教育部任职。蔡元培说:“我久慕其名,正拟驰函延请,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请,早日来京。”之后,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,3月29日唐绍仪组阁,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。5月3日鲁迅到京,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。7月14日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(顺便说一句,如今有学者要重写北大校史,说教育总长蔡元培排挤北大校长严复,逼迫严复辞职,并安插了自己的学生。基本史实是蔡元培辞职在先,严复辞北大校长在1912年10月)。鲁迅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,1912年8月教育总长范源濂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

1902年,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,学校发生学潮,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,他自己则是辞职。

后成为著名国学大师的胡玉缙在当时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,他与蔡元培素昧平生,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来举荐他,本应是感激不尽。可出乎预料的是,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,非但没有感激,还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。

8月14日蔡元培电陈独秀:“群益书社陈独秀先生请电速胡教授来京元培”。 接电后陈独秀当即致信汪孟邹:“前曾知告蔡孑民先生,拟请适之先行赴京,彼如同意可来电。兹电谅系言此事。倘电文是请适之北去,当电促胡适之速来。电文列后: ○○○○○胡适之鉴盼速来独秀。”

1928、1929那两年,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: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,请辞代理司法部长,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,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,坚辞国民政府委员……有人统计,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,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。

原来,问题出在蔡元培让下属写的信中的个别字上。信的全文是:“奉总长谕:派胡玉缙接收(教育部)典礼院事务,此谕。”按字面理解,“谕”和“派”两个字是上级对下级的,包含着必须服从的意思。而胡玉缙这时还不是教育部雇员,不存在上下级关系,因此他感到不是滋味。特别是“谕”字,本来是封建专制时代使用的一个“特定词”,所以,胡玉缙认为无法容忍。

1.《胡适来往书信选(上)》 中华书局 1979年5月

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后一人,又是新时代的初一人。在这方面,张謇、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,胡适、鲁迅等人新而少旧,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、士仕、政道之间出入自如。

蔡元培(1868-1940)字鹤卿,号孑民,浙江绍兴人,我国近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,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,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博士学位的是少数,据1918年《北京大学文科一览》中的教员表,21名教授,只有陶孟和、辜鸿铭获博士学位。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,是讲师,比胡适还年轻,连大学都没有上过。在蔡元培时代,那个博士的头衔真不算什么。另外,在1920年之前,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者为数有限,全国也只有几十人,可举者如顾维钧、王宠惠、陈焕章、赵元任、竺可桢、茅以升、金岳霖等。因此,当时国内大学的校长们聘请留学生归国任教并不关心有没有那张“羊皮之纸”的文凭,主要是看有无真才实学。

蔡先生病逝,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发布了褒扬令,称赞他,“道德文章,夙孚时望”,“推行主义,启导新规,士气昌明,万流景仰”……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“学界泰斗、人世楷模”,蒋梦麟的挽联是“大德垂后世,中国一完人”,吴稚晖的挽联是“平生无缺德,举世失完人”。

蔡元培晚年回忆说:“那时候因《新青年》鼓吹文学革命,而我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,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。胡适真是‘旧学邃密’而且‘新知深沉’的一个人。”胡适晚年回忆:“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《诗三百篇言字解》一文后,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,那时我还在美国。”两人回忆同一件事,各依各的思路。晚年的回忆是美好的。在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时,蔡元培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,不会是那篇十九岁写的《诗三百篇言字解》,当然更不会是一张博士文凭。

1919年,5月4日“五四运动”爆发,部分学生被捕,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,7日上午10时,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。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,并发表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,当晚离京。后放弃辞职。